义利问题在理论上很重要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讲“见利思义”，讲“义不容辞”，讲“大义凛然”，讲“舍生取义”，也讲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，等等；严明“义利之辨”，在先秦、宋明、近代，掀起了三次理论论争的高峰。可以说，对义利问题高度重视，寻求理性的解释和合理的解决，这不仅在儒家思想中，是一个“第一义”的问题，也不仅在墨家、法家和道家的思想中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；不仅在中国哲学、伦理学中，是一个贯穿始终、统合诸多方面的基本问题，也不仅在经济、法、社会、历史等许多相关学科中，部是一个几千年来备受关注的大问题；而且远远超出思想范围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，是一个悠久的光荣传统。甚至可以说，离开了义利问题，要理解中国传统思想，并使之为现代化建设服务，是很困难的。同样，离开了义利问题，要说明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精神，也是很困难的。因此，说到中国思想的民族特点，说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，义利问题是重要方面之一；对于理解中国思想史，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，抓住义利问题就是抓住了一把得力的钥匙。对义利问题的重要性，无论怎样估计，我认为都不会过分。
众所周知，我们每个人正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，正面临着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，正迎接着一次次的竞争、选择和考验。大到国际上综合国力的竞争，小到国内劳动就业市场上的每一次机遇和竞争，归根到底是人的综合素质大到民族凝聚力，小到个人的敬业精神、信用观念（不仅指工商、金融意义上的信用，也包括社会交往、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信用），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，甚至决定着科学技术水平能否在多大程度上充分发挥作用。忽视这一点，从民族，到社会实体家庭，到个人，都会吃大亏。换言之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，从国家，到社会实体和家庭，到个人，都必须既讲“利”，又讲“义”，做到义利兼顾。在《先义与后利———中国人的价值观》写作过程中，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、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。一方面，注意把中国传统义利论的来龙去脉讲清楚。特别是注意从中总结我们中华民族在义利问题上的智慧和理论成果，记取其中的不足和教训。中国传统义利论在几千年的发展中，内容浩繁，又有儒、墨、道、法等学派，在短短的篇幅中，要把它们都概括出来是很困难的，必须执简驭繁、取本去末，努力把中国传统义利论的精华提炼和展示出来；另一方面，针对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诸多新情况、新问题，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中华民族的价值导向的历史要求，就如何吸取先哲的智慧，顺应历史必然与人的需要，创建中华民族的现代义利论，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变革服务，进行认真的探索，提出自己的认识。一方面，精选古代文献资料，有选择地引用古代重要思想家的代表性言论，特别是注意阐发他们的被历史证明为真知灼见的名言，总结和吸取先哲的宝贵智慧；另一方面，又充分注意反映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，注意引用当代中国思想家、政治家的理论和思想，注意运用这些凝聚时代精神、反映人的需要的理论智慧，研究我们今天面临的新情况，解决新问题，提出新见解。
（作者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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